2000年4月19日《检察日报》以《判前预测利耶弊耶》为题报道了浙江省瑞安市实行的判前预测制度以后，有人质疑，认为这种制度与法治要求不相适应，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相符，而且预测的标准不具有确定性(《检察日报》5月24日第5版)。　　笔者对此种质疑不敢苟同。　　法律，本是我们赖以遵守社会活动的最高准则，其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社会指导性，而这种社会指导性就体现在规范的可预测性上。作为司法机关，特别是担负着提起公诉职能的检察机关，对自己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所犯何罪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，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客观的，因为，在提起公诉的时候，就要求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涉嫌何罪作出明确的指控，判前预测恰恰是检察机关尽职尽责，履行职能的一种体现。　　这与法治的要求并不相悖，检察机关对自己指控犯罪的预测，之所以称为预测就是说它没有法律约束力，并没有定罪，这与法律已经取消的免予起诉制度是不相同的，作为犯罪指控专职部门，如果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预测都无法进行，是不实际的。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，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，这也是法治的完整体现，只许做不许说，不是光明正大者的所为，同样也不是法治的要求。　　　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，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，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。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，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，必须查明犯罪事实、情节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实、充分，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。可见，对法院即将认定的事实性质、情节进行预测并不违背法律的要求。　　刑事诉讼法修正以后，对抗式主义诉讼模式的推行增强了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性，这是为了增强当事人进行辩护的能力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，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。可见，对被告人所犯何罪予以明确有利于增强辩护人辩护的针对性，然而，只许当事人辩护自己没有罪，不许公诉机关对其所办案件的性质、情节，适用的法律条文，被告的量刑幅度进行预测，这是不合适的。而且控辩双方还可以对适用的法律进行辩论，对适用的法律条文、量刑幅度进行预测不仅是可以的，还要在法庭上通过法庭辩论予以公开，这才有利于辩护人切实维护当事人的权利。甚至，检察机关以后的法律监督，抗诉的提起都是基于权衡这样一种法律预测的结果，这与当事人的上诉权也是对应的，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。　　判前预测，是一种对法律统一实施的期望，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统一性的要求，作为一个专门的国家法律机关，检察机关此举是顺应法律发展要求的。正是由于法律相对确定性和法院判决相对不确定性的存在，使得法律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不可预测性。比如，《检察日报》5月24日第5版刊载的《代作兵——我有张“法律白条"》一文向我们透露的信息：被告人陈自云身为公安人员，在公共场合乱使用枪支，造成他人重伤，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，四川省中甸县法院一审判处陈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受害人不服，上诉。二审法院裁定，原判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定性不准，适用法律错误，量刑畸轻。中甸法院重审改判，被告人犯故意伤害(重伤)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在同一法院出现差别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判决，这种不确定性是应该取消的，还是应该提倡的？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法律的权威？惟有统一，追求法律适用的统一是我们实现法治的目标之一。而这种统一是具备一定的可预测性的，判前预测应该是切实维护法律尊严的一种具体可行的措施，因其具有可操作性，所以对于正确实施法律具有重要意义。　　注：引自中国检察日报2000年05月31日。http://www.china-judge.com/fnsx1/fnsx970.htmhttp://www.china-judge.com/fnsx1/fnsx970.htm